揭露张学良晚年谈“不抵抗政策”

张学良晚年谈及往事，常给人一种变幻莫测之感。他的叙述似乎在不同的时刻展现出不同的面貌，让人难以捉摸其真实的意图和心境。这一切，或许可以从九一八事变这一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寻找线索。

九一八事变，无疑是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东北军的不抵抗，成为了这一事件中的核心议题。对于不抵抗命令的源头，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难以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张学良本人在晚年的言论，也给人一种反复无常的感觉。

例如，在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NHK采访时，明确表示是自己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但随后，他又对媒体表示，自己在九一八事变中轻信了蒋介石，成为了被人们指责的不抵抗将军。这种反复无常的表述，让人们对于事件的真相更加迷惑。

实际上，这种反复无常的表述，反映出了不抵抗一节的错综复杂。根据日本外务省及关东厅情报档案中的记录，我们可以发现，在事变之前，南京以及张学良方面已经意识到关东军可能在东北生事。而关东军方面也已经侦测到中方可能采取的退让立场。

关于不抵抗政策的最直接指示，是9月6日张学良的电令，无论日本人如何挑衅，我方都要万分容忍，不可反抗。这一电令实际上表明了不抵抗是张学良和南京的共识。这一共识的基础是，他们相信日本有能力控制其军方，避免冲突扩大。

在事变前夕，宋子文和重光葵已经商定，将于9月20日同赴东北，对中日悬案进行全面商讨。此前的一些事件，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都已经出现和解的迹象，结案似乎已指日可待。

张学良的反复无常，或许可以看作是在历史的大潮中，个人身不由已的一种体现。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政策，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基于一定的判断和考量做出的决策。而这一决策的背后，是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和中日双方的实力对比。

南京意料之外的是，日本外务省曾试图阻止事变的发生。在得知关东地区的年轻军官计划迫使中国军队发生冲突的消息后，外相币原喜重郎迅速行动，向驻奉天的总领事发出命令，要求取缔企图制造事端的流氓痞子。这封紧急电报于9月5日发出，指出关东军的坂垣大佐在当地储备了大量资金，正在策划中日冲突。尽管有这样的努力，外务省的阻挠并未产生实际效果，南京显然高估了日本对军方的约束力。

晚年张学良夫妇的合影，摄于1991年，见证了历史的变迁。这种反复无常的局面，正是对不抵抗政策历史的全面反映。随着事变的爆发，国民开始外交运作，试图挽救东北局势。特种外交委员会针对形势提出了最机密的报告，准确判断了日本的军事政策旨在完全占领东三省。国联对此无法采取有力行动，而国民虽然不会先对日本宣战，但也不会畏惧军事牺牲。尤其是在锦州方面，如果日本进攻，他们会坚决抵抗，以维护的公信力，避免国家瓦解。

换句话说，事变爆发后，国民的不抵抗政策实际上是以锦州为底线。蒋介石多次致电张学良，要求他坚决守住锦州。张学良最终选择了放弃抵抗，放弃了锦州。这种决策的背后，除了军阀心态外，还有国民内部的分裂和斗争愈演愈烈的影响。这种分裂不仅波及张学良本人，也使他心生怀疑和恐惧，不愿采取抵抗行动。

在风云变幻的历史时刻，蒋公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意图统一国家。广东方面却心怀倒蒋去张之念，并无共赴国难之意。外交部长陈友仁对日方所言，日本的主张与粤府不谋而合，皆在倒蒋之后按大亚洲主义与日本谋妥协。当锦州告急之时，粤方却激烈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蒋公作为张学良的政治靠山，其去留势必牵动锦州战局。粤方虽知此点，但因胡汉民对蒋公之恨已深，坚持将蒋下野作为和解统一的不可妥协条件。于是，蒋公于1931年12月15日通电辞去职务，南京陷入运作困境。仅一月有余，日军便兵不血刃占领锦州。锦州的失守，使东北局势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此后，张学良审时度势，与胡汉民越走越近，却也不断遭受算计。

晚年张学良在谈及不抵抗政策时，他的讲述呈现出一种复杂多变的态度。他承认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并非毫无缘由。九一八事变时，他轻信了老蒋，成为了被人们唾骂的不抵抗将军。这其中，南京方面确实高估了日本对军方的制约能力。他向唐德刚坦言放弃锦州与蒋公无关，那个时候蒋公并不负责任，他无需向蒋公请示。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不抵抗政策时，必须深入理解当时国内政治的复杂性，不能仅将责任归咎于蒋公和张学良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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