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

XXXX年，山东荣成鑫发水产公司的“鲁荣渔XXXX号”载着XXXX名船员远赴秘鲁海域进行鱿钓作业。这艘看似普通的渔船，却成为了人性的试炼场。在长达X个月的航行中，这艘船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故——返航时，仅有少数人生还。这场悲剧的亲历者赵木成（化名），在四年的牢狱之灾后，为我们讲述了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在这段跨越重洋的旅程中，死亡似乎从一开始就笼罩着这个集体。接船的第一天，原定厨师严某突发异状，他的行为似乎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灾难。赵木成回忆道：“那天北风呼啸，黑暗的海面上，他游向远方，这一切仿佛某种不祥的隐喻。”不久后，替代严某的老夏成为了第一个受害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艘船上的杀戮愈演愈烈。因薪资纠纷，刘贵夺等人开始劫持船只。当船员们试图反抗时，他们被残忍地杀害。赵木成描述：“那一天，舷梯上流淌着鲜血，他们用钓鱿鱼的水管试图冲洗掉罪证。”此后，船上的每一个人都被划分了类别——必须杀、可合作和暂时安全。因为私怨或单纯的灭口需求，便有数人惨遭不幸。

赵木成如今经常梦到自己被追杀，他的自白揭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恐怖。在采访中，他频繁环顾四周，仿佛自己仍置身于那艘血腥的渔船之上。他说：“刘贵夺让所有人都沾上了罪恶，谁也逃不掉。”这种集体罪恶感构成的心理牢笼，比任何刑期都要持久。

这起不仅是悲惨的人命事故，更是对人性的一次深刻揭示。在极端环境下，人的劣根性如何被激发？制度性压迫、权力结构的异化以及平庸之恶的集体参与，共同构成了这一现代版“路西法效应”。

船员的签约过程中，他们并未被告知真实的收入计算方式。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和封闭的空间，加剧了船上的紧张气氛。刘贵夺从一名普通船员逐渐蜕变为“海上暴君”，他通过控制食物分配、制定“守夜规则”等手段实施恐怖统治。即使是船上的非核心成员，为了自保也不得不成为帮凶。赵木成承认：“为了自保，我也传递过处决的消息。”这种被迫的共谋，让每个人都深陷罪恶的泥潭。

这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极端环境下，人性的弱点会被无限放大。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也应该反思我们的社会结构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如何避免权力的异化和平庸之恶的蔓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