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玩弄女色还搞同性恋：万历帝有多荒诞

中国古代的皇帝，大都拥有众多的妃子，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有一位皇帝的风流事迹却鲜为人知，那就是明神宗皇帝，也被称为万历皇帝。

明神宗朱翊钧，是明朝的第三子。他在年幼时就位，十岁登基，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期间，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百姓安居乐业。张居正去世后，明神宗开始亲政，虽然有一段时间他勤于政务，但后来因与文官集团的矛盾而罢朝三十年。

这三十年的罢朝期，历史学家称之为“醉梦之期”。明神宗在这段时期被人们批评为荒于政事、勇于敛财。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位曾经雄心壮志的皇帝变得如此呢？

表面看来，明神宗的转变似乎与他的宠妃郑贵妃有关，也与他的厌恶大臣朋党之争有关。深入分析，背后的原因却是明神宗的身体虚弱。他的行动不便，无疑与过度沉溺于酒色财气有关。

在万历十七年，即公元1589年，雒于仁批评明神宗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上“四箴”。明神宗对此十分恼怒，但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婉转开导使他避免了对雒于仁的处罚。其实，明神宗并不承认雒于仁的批评，他有自己的观点。

明朝晚期社会好酒成风，明神宗也不例外。当时朝廷上下都有好酒的习惯，饮酒成风。明神宗的好酒只是这种风气的一种体现。除此之外，明神宗还十分好色，尤其偏宠贵妃郑氏。他在一天之内就娶了九个媳妇，郑贵妃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明神宗对郑贵妃宠爱有加，但他并不喜欢这个为他生下皇长子朱常洛的恭妃。在朝野上下看来，这就是明神宗打算废长立幼的标志。无论朱常洛还是朱常洵，此时都还是小孩子，无法分辨谁更有出息。或许在明神宗看来，选择谁作为继承人只是自己的家务事。

明神宗的人生经历充满传奇色彩。他从一个立志有为的皇帝转变为荒废朝政的皇帝，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他的生活经历也反映了明朝晚期的社会风貌和宫廷生活的一角。在明朝时期，关于称呼亲爹为爹的“大礼议”事件曾引起轩然大波，因涉及国本问题，更是让大臣们严重关注。当时，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主张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安定天下之本，然而这一提议自然违背了明神宗的心意，使得这位官员被贬至遥远的州县。

随着奏章如雪片般飞往御前，主张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使得明神宗感到心烦不已。尽管他试图模仿祖父的做法，将部分皇子一并封王以拖延时间，但这一做法并未得到大臣们的认可。在李太后的干预下，明神宗最终无奈地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这场纷争才告一段落。

明神宗心中的不满并未消散。他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报复方式——不再上朝、不郊、不庙、不朝、不见群臣、不批奏章、不讲理。他躲在深宫里，沉迷于酒色和同性恋的勾当，甚至玩起了女色和小鲜肉。他还查抄重臣的家产，掠夺民脂民膏，身体状况也日益恶化。在酒色的消磨下，明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多次因病无法上朝。他处理政事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谕旨传递，对于大臣们的奏章则直接留中不发。

明朝的制度中，皇帝是朝政大事的惟一决策者。当皇帝不愿处置朝政但又未将权力下放给太监或大臣时，整个朝廷的运转可能会陷入停顿。明神宗的行为导致了朝政的荒废，他的这种做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第二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这种状况对明朝的统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明神宗因个人私欲而忽视国事，导致朝政荒废，使得明朝的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不仅体现了明神宗个人的局限，也反映了明朝制度在某些方面的弊端。这一历史事件对于我们理解明朝历史及政治制度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明神宗为了讨好宠妃，不负责任地采取了“罢工”行为，这无疑给大明王朝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据历史记载，到了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官员空缺的现象已经极为严重。这一年，南北两京的官员空缺数目惊人，包括尚书、侍郎、巡抚等重要职位，以及各地布政使、按察使等官职，甚至知府也出现了空缺。按照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该有相应的尚书和侍郎，但此时却缺了近三分之一。到了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朝廷中央九卿要员中竟然空缺了一半，有的衙署甚至一个官员也没有。到了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内阁只剩下叶向高一人独撑大局，六部九卿也仅有赵焕一人，都察院已经连续八年没有正官。

地方行政管理也陷入了混乱，有时甚至出现了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知县的情况。从这样的情形可以看出，万历后期的朝政运作已经严重失效。神宗皇帝消极怠政，百官之间则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愈演愈烈，互相倾轧。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名目繁多的党派争斗使得大明王朝几乎瘫痪，处于崩溃的边缘。

《明史》在明神宗的评传中盖棺定论说：“评论者认为明朝的灭亡，实际上是从神宗开始的。”明神宗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无疑对大明王朝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朝廷的瘫痪和官员的腐败，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混乱和动荡之中。这种局面不仅导致了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衰退，也使得百姓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可以说明神宗的“罢工”行为是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