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文字狱 极尽变态的历史奇迹

在清朝的初期，言论自由的人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制。这一切，始于顺治四年的一个事件。那时，广东的和尚函可带着一本记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试图将其传播出去。这本史稿在南京城被清兵查获，函可受到了严刑折磨一年，最终被流放沈阳。这一事件，标志着清朝对于言论的严格控制拉开了序幕。

次年，又发生了毛重倬的坊刻制艺序案。只因序文中未提及“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视为对朝廷的不敬，由此定下了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自此，任何想要出版的书籍，都必须经过词臣的修订和礼臣的校阅，否则不得发行。言论检查官的诞生，标志着清朝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开始，人们的“言论自由之人权”开始倒退。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恶化并未停止。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二年的庄廷龙明史案，更是将这一恶化推向了新的高度。庄廷龙失明后，购买了明末人朱国祯的《明史》，并聘请名士增补，然而因为书中内容对清朝开国有所冒犯，引发了严重的后果。这一次，“文字狱”的波及范围极广，不仅涉案者家族要受牵连，所有与书籍出版有关的人员，包括撰稿者、作序者、校对者、抄写刻字者以及购书者，都难逃厄运。这标志着中国的“文化恐怖主义”言论钳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到了雍正时期，汪景祺因所著《西征随笔》中的某些内容，成为了雍正朝第一个因文字被杀的文化人。雍正皇帝因对汪景祺的文字不满，借题发挥，对其进行了残酷的惩罚。这一事件，再次表明了清朝对言论的严格控制和严厉打击。

在这三次恶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朝对言论自由的压制越来越严厉，越来越广泛。从最初的出版审查，到后来的“文字狱”，再到汪景祺的遭遇，都表明清朝的言论环境越来越严峻。这种环境，无疑对人们的言论自由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也极大地限制了个人的思想和表达空间。